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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出生后，贾连凯没有给他按族谱往下排，而是取名“樟柯”，樟木做的斧柄，不起眼，但很重要。
贾连凯，一位在天津外科医生的儿子，在唯成分论的年代，这是个坏出身，流落到山西讨生活，他高考成绩是晋中专区第一名，报考了南开大学，但没资格上，只得做了一名乡村语文老师，总是战战兢兢，学校为揪出三个“右派”，让老师们在长椅上站成一排，互相挤，最先跌落的三个人就成了倒霉蛋。
终其一生，贾连凯都郁郁寡欢，对变动充满恐惧，生怕儿子犯错。不过，他聪颖的才华和敏感的情思都深深影响了儿子。
贾樟柯还是毛头小孩时，就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听父亲和他的朋友，两个穿中山装的教师，推着车，长久站立，谈意识流。
贾樟柯还记得父亲带他去爬老城墙的情景，站在上面往外看，一条丝带般的公路延绵于群山中，通往黄河。要很久才能看到一辆红色的长途汽车，从东向西驶过，然后消失在群山之中。他发现父亲落泪了。但那时候太小，不懂得如何询问，更不懂得怎么安慰，只是紧紧拉着父亲的手。
入冬后，深夜寂静，炉肚子里的火苗呼呼作响。贾连凯会捏着报纸，大声朗读着上面的文字，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
贾樟柯约莫感觉到，父亲被困住了，内心有个尘封的秘密世界，很孤独。
贾樟柯1970年出生于汾阳，山西吕梁市平川四县之一，307国道从县城穿行而过，长途车总是扬起阵阵尘土。县城不大，一穷二白，大伙儿觉得最体面的事是能在两个不大的工厂里得到一份工作。
尽管父亲是老师，母亲张瑞英是国营门市部售货员，但贾樟柯小时候的日子并不美好，有一个冬天，全家靠吃红薯度日，使得他心有余悸，至今还对红薯避而远之。
“文革”结束后，经过长久压抑的人们脸上开始复苏了笑容。贾连凯从学校回家再晚，全家人也要聚在一起聊天吃饭，遇上停电，也不点蜡，在黑暗中感受温暖的气氛。这时，他总不厌其烦的讲述拍电影的细节。
那时，贾连凯还是汾阳中学的学生，听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城外拍电影，便与同学前往观看。他们站在摄制组外围，看一群人把三角架挪来挪去，还有一群山民打扮的人在摄影机面前开山造渠。
直到夕阳西下，拍电影的人准备收工，贾连凯和同学们才不得不惆怅的离去。但他似乎得到了拍电影的秘密，很多年后回忆时，他说，拍电影是要光的。
贾樟柯成年后写道，汾阳有着独特的光线，或许因为地处黄土高原，每天下午都有浓重的阳光，在没有遮拦的直射下，将山川小城包裹在温暖的颜色中，人在其中，心里也便升起几分诗情画意，非常适合拍电影。
贾连凯在现场看到的那部影片是由山西作家马烽编剧，著名导演苏里执导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讲山西一群有志青年劈山引水，建造水电站的故事。他们不会想到，拍摄现场会让旁边静默观看的年轻人激动不已，而贾连凯一遍一遍给贾樟柯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一定也没有想到，他已经为他的儿子种下了电影的基因。
1997年，当贾樟柯在汾阳拍摄第一部影片《小武》时，溯源而去，突然觉得选择导演作为自己的职业一定跟父亲这段经历有关。
文化的传承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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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贾樟柯小时候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个有权有势的大混混。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孩子，小学三年级就学会了抽烟，个子不高但热衷于斗殴，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小学五年级听完评书《岳飞传》后，神往不已，拉上十几个孩子结拜成弟兄，他是老二。从此，这十几个弟兄白天打架，晚上偷东西。到六年级，差不多有一半弟兄都辍学了。
贾樟柯被父母逼着继续念书，等他上初一时，辍学的一半兄弟全成了小偷，他们还保持着友谊，每天都蹲在学校外面等贾樟柯放学。他们玩的东西很奇怪，跑到郊区去拣玻璃，拿去卖，不是为了钱，是游戏。还有就是站在电影院卖票的小房子前，用脚踢地上的虚土，每次能踢出一些钢镚，然后买烟抽，站在街上打架。后来终于有了录像厅，总算救了他们。
贾樟柯看的第一部录像是《广东好汉》，第二部是《独臂刀客》，第三部是《少林十八铜人阵》，都是打打杀杀的港片，他一直记得，非常喜欢，看完之后，出来走在路上，就想象自己是大侠，看到同龄的小孩就故意去撞，挑衅打架。
结果真打了，不过是被人打。一次，他与同学（注：后来在《小武》中饰演暴发户）从电影院出来，迎面过来一个小孩，他砰地一撞，然后打起来，那个小孩就喊，七哥你快来！贾樟柯一听就懵了，他喊七哥，说明他有七个哥哥，很快他七个哥哥就过来了，把贾樟柯和同学痛打一顿。
上初二时，换了一个班主任，有一天，新班主任上课之前拿了一摞书，他说贾樟柯，你不用听我讲，你就看这些书吧。有一本是沈从文的小说集，贾樟柯就翻开看，慢慢的，心平静下来，他开始喜欢文学。
还有一天，正在上课，有人叫他出去，原来一个辍学的朋友骑摩托车被撞死了。从这个事情之后，他突然有一种命运无常的感觉，原来是一个混蛋，心里头什么都没有，突然脑子里好像有东西掉下来，腾出一个大空间，人被抽象掉了。
是写作拯救了贾樟柯。
他在县教育局的楼顶捡到了一本被雨打湿的朦胧诗选，被北岛的《我不相信》、舒婷的《致橡树》及顾城的《一代人》深深震撼。跟之前在《读者文摘》上读到的席慕蓉和汪国真那种软绵绵的诗完全不同。于是，几个同学成立了“沙派诗会”，因为汾阳那边风沙大。从那时起，他整个中学时代都在写诗，狂写了三大本。
撒野是一种释放。写诗也是一种释放。
小镇青年对流行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性，它给荒漠一样的心灵带来解放，贾樟柯记得很真切，以前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唱“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等听到邓丽君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变成了我，个体萌动。
他对港台流行乐就此有了偏执的情结，做了导演后，常用作电影插曲。
此外还有霹雳舞，美国电影《霹雳舞》，他来回看了10多遍，然后就学，整天一副霹雳打扮：一头长发、一条大档裤、一双阴阳鞋、手戴露指手套、头扎一块红布。
为了训练身体柔软性，他去体育场翻单杠，被一个体校老师给瞄上了，问他愿不愿意加入举重队。
他和十来个喜欢霹雳舞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叫“害虫队”的舞蹈队，到处跳，去汾阳各个学校切磋。到了假期，就跟草台班子去走穴，这些经历他后来都拍进电影《站台》。
走穴时跑遍了山西下面各个县，但贾樟柯对未来生活并没有什么具体打算，只是有一种强烈的离开脚下这片土地的愿望。
一个女同学刺激了他。她突然“失踪”了，全校的人都在找她，后来自己回来了，原来她偷偷跑去西安看费翔的演唱会。
贾樟柯很崇拜她，因为他也想去，但不敢。外面世界对他来说有无穷的想象，他意识到只有走出汾阳这个封闭的地方，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高考落榜给了他契机。他很清楚，自己的成绩完全没任何指望，尤其是数学，连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都分不清，所有选择题都选了C，差生都觉得那样概率更大。
父亲戴上老花镜，一本正经地给他填志愿，全报了天津的大学，第一志愿南开大学，问他是喜欢国际贸易还是新闻。他说，听老师讲，国际贸易毕业都去外贸局卖兔子，还是报新闻吧。
成绩出来后，他总分刚过300 ，还不够上中专。父亲让他去参军，他不想去。父亲又打听到，美术生不用考数学，鉴于他曾学过画画，就干脆去考美术院校。
山西大学有一个美术考前补习班，就这样，贾樟柯打包去了太原。
很多年后，他还记得离开汾阳时的情景，那天是八月十六，因为头一天，八月十五，是他母亲的生日。临走时，母亲去送他，两人没有说话，他在路边截了一辆从陕西过来的长途客车，那车特别高，开动后，就看到黑压压的房檐在走，很快就变成田野，再往前开就是陌生的地方。
贾樟柯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也特别地失落，但他打定主意，走了就不再回来了。
3
在太原，一场电影改变了贾樟柯的命运。
学画之余，他还写起小说，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太阳挂在树杈上》，初步显示了文学才华，山西省作家协会还发来入会邀请。
如无意外，他将是一个作家或画师。
山西大学旁边有一个公路电影院，是山西省公路局的一个俱乐部，大学生常去看电影，有一天下午，贾樟柯约了一个朋友，结果朋友失约，他没地方去，正好电影院放映陈凯歌的《黄土地》，他不知道讲什么，反正是打发时间，就买票进去了。
那是1991年，《黄土地》拍摄于1984年，贾樟柯第一次看，“黄忽忽的一片土地。我们家出门走几里路就是那种地貌，那不就是我们家吗？那不就是我大姨妈、二姨妈，我舅舅他们村里的吗？一下子就激发了我的亲近性。”
走出电影院，他就明白，要干这个。“如果将来见到陈凯歌，我要感谢他。”
他问一起学画的同学，怎么样才能当导演。同学告诉他，学张艺谋，去考电影学院。
贾樟柯打电话给父亲，说不想考美术了，要考电影学院。第二天一大早，贾连凯从汾阳赶到太原，说他发疯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所有的亲戚和邻居也都说他疯了，居然想当明星。在他们看来，考电影学院就是想当明星。
贾樟柯没有放弃。早年生活让他学会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但是不属于你，它永远不会朝你走过来，你得朝它走过去，你得伸手拿，生活要主动。
他走遍太原的书店，才找到两本跟电影有关的书，一本是《美学原理》，大概有十几页介绍电影，还有一本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
可想而知，就靠这两本书，贾樟柯第一次考试肯定挂了。他后来连考两年，专业课排名分别是第一、第二，但文化课始终都没过线。
1993年，北京电影学院进行改革，允许每个班有一名旁听生，当时文学系主任胡滨，以及教务处处长赵奋喜都很欣赏贾樟柯，于是贾樟柯就以第一批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那一届文学系学生总共12人，七女五男，号称“七侠五义”。贾樟柯和同班同学顾峥、王宏伟成为好友，被老师评为毫无表演天赋的王宏伟后来主演了他的“故乡三部曲”。
上大学时，贾樟柯已经23岁了，比同学们都要大，他自觉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学习很认真，每晚去自习室写剧本，完成了五万字多字的《站台》。
大二快结束的时候，他和十来个不同专业的同学组建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互相交换录像带，那时DVD还没出现，看电影并不方便。到后来，又有了一起拍片的想法。他们都在外兼职打工，主要是做枪手，写电视剧，挣了一些钱，再就是拍广告，也挣了一些钱。大家一起凑了大约一万多块。
贾樟柯自荐写剧本以及做导演，这就是《小山回家》，一个河南民工回家的故事，他们从《光明日报》租来器材，用四天半的时间拍完，但没钱做后期，就拖拉下来，断断续续到1996年上半年才做好。他们在宿舍搞了一个首映，邀请同学们过来看，看到一半，大家摇头离开，就剩三四个人，对贾樟柯说，你还是继续搞文学理论吧，干不了这个。
这对贾樟柯的打击很大，信心全无。过了三个月，他心里又不忿起来，觉得总有一点可取之处吧。找人联系场地，再放一场。当时北京大学有一个电影兴趣小组，200多个会员，贾樟柯忐忑地带着《小山回家》去了，结果引起热议。
贾樟柯一个师兄当时在电影行业报做记者，对学生合伙拍片的模式很感兴趣，写了一篇小报道，又被香港的一个电影记者看到了，他过来采访，告诉贾樟柯，香港有一个纪录片比赛，贾樟柯就把片子送过去了，但一直没有回音。直到1996年圣诞节前，他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去香港，《小山回家》获得了故事片金奖。
命运女神就这样亲吻了贾樟柯，他还没毕业，就在境外成名。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他认识了两个重要的合伙人：制片人李杰明和摄影师余力为。
一年后，《小武》开拍，一部运用平等、朴素的写实视角表现社会底层生活的当代中国电影。又一年后，《小武》在国外频频得奖，他被赞为“亚洲电影的希望之光”。只是，荣耀还没来得及回味，他就不得不饮下苦酒，他被禁拍片。
贾樟柯的电影生涯遂从“地下”开始，如熔浆流淌。所过之处，将会留下什么？（文|猛的号、微信号：mg221x）
参考资料：
1.《名人面对之贾樟柯》，凤凰中文台，许戈辉
2.《全景镜头》，纽约客，欧逸文
3.《贾想》，贾樟柯
（作者系独立撰稿人,本文系作者研究观点，不代表览潮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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