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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改革开放 40 年:昨天、今天与明天

否定民企就否定了中国经济,就否定了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 

刘胜军

前言: 

由正略集团、中伦律师事务所主办的“2019 新年论坛暨第一届日月论坛”第一场、第二场分别在北京、上海举行,著名改革开放观察者刘胜军博士针对改革各方面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政策作出了深刻独到的分析。第三场由《环球时报》胡锡进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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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40 年我们为什么成功?

过去 40 年,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需要非常严肃地思考的一个问题。

回答改革开放做对了什么,要跟 1978 年之前对标这才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主要是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引入了市场的力量。实际上 80 年代我们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民营经济,到了 90 年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其实都是一步一步地把市场的力量做大,包括国有企业从政府的附属物变成了市场的主体,包括外资企业进入。所以中国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变成了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条,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条,我们的改革会出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变化,政府的转型。原来的政府是全能政府,什么都要管,但我们看到在 90 年代,政府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企业,我们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招商引资。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招商引资肯定有它的弊端,但和计划经济相比,招商引资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第三个变化,双向开放。中国加入 WTO,今天特朗普很后悔,觉得美国人被中国人骗了,可是当时大家觉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巨大的赌博,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中国的企业几乎没有跟美国企业 PK 的可能性——不在一个 Level 上,没法儿 PK。但最终中国的企业没有被打垮,因为开放本身就可以倒逼改革,就是鲶鱼效应。

第四个变化,法治化。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交易,比如说京东买卖东西,肯定不知道买家是谁,卖家也不知道买家是谁,大家都不认识,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交易,所以交易的机会才会被无限放大,经济才会繁荣。但是怎么样跟陌生人交易呢?当然离不开法治,如果没有法治,你怎么能相信陌生人呢?所以,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保障,如果没有法治,市场经济是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

吴敬琏先生后来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最初,吴敬琏认为中国只要搞市场经济就会好起来,到了 2003 年他做过一次反思,说当年这么想是很天真的。因为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如果一个国家是法治的市场经济这就叫好的市场经济,如果是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那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所以我想法治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对中国过去 40 年的成功提出了一个解释叫“边缘革命”,什么叫“边缘革命”呢?中国经济能够变好不是因为政府管的好,而是因为政府没有管的东西都变好了。比如说,当年的安徽的小岗村,是政府管出来的吗?不是。当年小岗村大家都快饿死了,要搞承包,中央说总不能让大家饿死吧,就试一试,结果一试就成功了。卖瓜子的年广久,邓小平说不要抓,结果一试民营经济就历史性地崛起了。当年搞特区,特意放在深圳,因为深圳就是一个小渔村,就算被资本主义占领了也不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大局,所以中央当时就选了一个最不重要的地方搞改革开放。今天整个中国都是特区。我们今天知道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互联网的优势了,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局面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互联网早期,特别是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对互联网基本上是不管的。正是因为不管,才有了这些奇迹,这就叫边缘革命,这就叫市场经济。要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每个企业的力量,每个个人的力量,这个国家就能够变好。我想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解释

▲深圳沧海变桑田

要代表市场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民营企业。我们知道 2018 年出现了很多否定民营企业的声音,最著名的就是吴小平,在这之前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他,他成功地成名了。吴小平提出民营企业应该退场,后来我们最高领导人明确地说了“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讲是完全错误的呢?因为这种说法很可怕,你看一下,民营企业的历史贡献,中国 GDP 增速在 1978 年到 1990 年比改革开放前快了 4.1 个百分点,其中 1 个百分点来自农业,0.6 来自国企,2.5 来自民企。到了 90 年代,比改革开放前增加了 5.3 个百分点,其中 0.4 来自农业,1.4 来自国企,3.5 来自民企。到了 21 世纪,5.5 个百分点,其中 0.3 来自农业,0 来自国企,5.2 来自民企。我觉得这个数据是抹不掉的,非常有说服力。中国过去 40 年,我们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就是民营企业,而且民营企业的贡献越来越大,越来越给力。我们知道最高领导人和刘鹤副总理都用了一个词“56789”,民营企业创造了 50% 的税收,60% 的 GDP,70% 的技术创新,80% 的就业,90% 的新增企业和新增就业。这都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否定民企的最主要的原因,否定了民企就否定了中国经济,就否定了中国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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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当然,古希腊哲学家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过去 40 年的成功并不代表未来可以复制,2018 年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有了切肤之痛。称之为百年一遇的大变局,我觉得都不过分,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局呢?

第一,增长模式的陷阱。过去这个增长的模式,特别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主要是靠房地产、政府基建、银行贷款、国有企业在撑着,但是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要转型,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转型非常得艰难,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陷阱。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之前增长快那叫“低垂的果实”,到了中等收入之后还能发展才叫了不起,到目前为止,根据世界银行研究,跨越中等收入的概率只有 13% ,在亚洲跨越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屈指可数: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其他地方都被中等收入陷阱套住了,中国能不能跨过去?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

第三,修昔底德陷阱。现在中美之间的冲突已经显性化了,特别是抓捕孟晚舟事件让我们清醒了,美国就是要赤裸裸地遏制中国的发展,我觉得这一点已经是非常明晰了,即使特朗普下台也改变不了。

第四,塔西佗陷阱。如果政府说话不能兑现的话,久而久之大家就不相信了。这对政策执行力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当然,我们也不要过于悲观,中国总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家,美国有一个教授说过一句话:

任何对中国问题说出肯定的话的人,脑袋都有问题。

比如说,如果你 1991 年来到中国,就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了,当时西方国家都一度不跟中国来往了;但 1992 年来中国,你又发现整个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工地,我们一夜之间从过冷变成了过热,而且发生这个改变,仅仅是因为一个 88 岁的老人坐了一趟火车,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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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还有三大增长空间

中国下一个 40 年靠什么呢?当然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刘鹤副总理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他认为,中国未来只要做好三件事,就是没有问题的。

第一,中国要从世界工厂变成真正的创新的工业,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国家的经济 GDP 会大增。

第二,消费。事实证明,不突破消费瓶颈,是要发生金融危机的。为什么 2008 年前不觉得消费重要呢?因为美国人在帮我们消费,我们是借美国的消费拉动中国的 GDP。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消费才是一个国家经济真正的瓶颈,投资太容易了,银行有贷款就有投资;但是消费没那么容易解决。所以美国为什么在经济上强大呢?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消费大国,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城镇化。中国有 6 亿农民,美国是 300 万农民。即使把农民工去掉,中国还有 3 亿农民。这说明中国的农民低效率。怎么样才能不低效率呢?农民进城,然后农村发展大规模现代化农业。小农经济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我们要城镇化。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所以围绕创新消费和城镇化,在 2013 年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336 项改革,我们称之为全面深化改革,应该讲这一次的改革方案,在国内外都得到了空前的好评,全世界都对中国充满了信心,觉得中国在朝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改革总是没那么容易的,从 2013 年到现在有 5 年了,老百姓没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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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区的改革

为什么?因为改革到了深水区。为什么会发生深水区综合症呢?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理由:

第一,后发劣势问题。杨小凯当年和林毅夫有过一次著名辩论,林毅夫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后发优势;杨小凯说,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后发,这是劣势。我觉得杨小凯真的是非常有历史远见和深度的。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后发国家,所以通过抄袭发达国家的产品和企业管理就可以带动经济增长,抄着抄着就感觉很好了,你以为自己的体制很优越了,事实上恰恰相反。因为你抄得很爽快,所以就没有动力去改变你的体制,这就叫“观念的深水区”。

第二,利益问题。今天的既得利益集团太庞大了,政府的审批权和审批权背后的价值太高了。这个既得利益可能大到无法想像。陕西秦岭别墅事件,最高领导人亲自批示了 6 次,中纪委副书记两赴西安督阵才把这个事情搞定。这就叫“利益的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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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模式的抉择

我刚才讲到了后发劣势,中国要想把未来的改革开放深入下去,我觉得必须从观念上能认清楚目前的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我们目前的模式我把它归纳成为三要素:市场经济、投资驱动、强势政府。

市场经济当然是对的。投资驱动是很有危险的,中国的投资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举一个例子,2009 年到 2012 年 4 年时间,中国用掉的水泥的数量就超过了美国 20 世纪 100 年用掉的水泥数量。可是靠投资驱动最终会带来金融危机,因为很多投资到了一定阶段,投资回报率下降这是规律,为什么我们的股市不好,因为现在的企业都不赚钱。为什么都不赚钱呢?因为投资过剩、产能过剩,怎么赚钱?

第三是强势政府。不能说它一点好处没有,大家都知道这几天白宫关门了,白宫为什么关门?因为特朗普耍小孩子脾气,威胁民主党给他拨款 50 亿美元,干吗呢?要修墙,在墨西哥跟美国之间修一堵墙,民主党说我打死也不修这个墙,特朗普说,你不给我钱我就关白宫,民主党说你关就关吧,所以白宫就关了。这在中国是无法想像的。

我们不能说强势政府什么优势都没有,比如高铁。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可是事后来看,高铁修得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强势政府做对一件事情的同时也有可能做错三件事情甚至是五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巨大的问题,房地产泡沫,债务问题,产能过剩,银行不良资产飙升,开端就是四万亿。我们一下子铺了这么大一个摊子将来怎么收回来?

所以中国未来要转型,就是必须把投资驱动改成创新驱动,把强势政府改成法治政府。要走向创新之路,我觉得大政府和创新是不兼容的。一个什么都要审批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创新的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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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决定行动

当然,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国家都遇到过,比如说刘鹤副总理写了一篇文章,他对发达国家犯的错误做了非常深刻的总结: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总是要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是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扩张的时候采取了紧缩;应当采取开放的时候,采取了保护主义;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出现了倒退,全都做反了。这些明显的错误事后看来很可笑,可是对当时来说实施政府的政策却困难重重,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三座大山,结果就被民意所绑架。

我们在今天看到俄罗斯、土耳其、菲律宾、巴西、墨西哥和美国,都已经非常明显地出现了民粹主义化的趋势。比如特朗普的很多政策都是很可笑的,但是,特朗普为什么能这么做呢?因为他有民意基础。有很多美国的底层民众,数据显示 2016 年美国 40% 的选民是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这些人特别喜欢特朗普,所以是有民意基础的,在民意的推动下这些国家采用了很多短视的、不负责任的政策,这种势头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90 岁的吴敬琏先生 2018 年出了一本书,他这本书当中写到:

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回归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面对这样一个改革的深水区,面对过去 5 年我们改革遇到的巨大的阻力,现在有很多人变得很悲观。

但我相信形势比人强。你看一下我们过去 40 年的历史,凡是改革开放搞得好的时候经济就往上走,凡是改革开放搞得不好的时候,经济就往下走。而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长直接决定了社会安定,会影响到方方面面。所以,如果想保证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就必须改革开放。如果不改革开放,经济会死给你看。2018 年我们已经死了一回。现在我们预期 2019 年会有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改革。但假如没有呢?那股市可能又会再死给你看,所以我认为这是改革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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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复杂性

我们也要承认改革的复杂性,任何改革都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温良恭俭让”,改革过程其实是非常复杂、很危险的。 

福山是《历史的终结》这本书的作者,他写完这本书柏林墙倒塌了,福山一夜成名,他就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学者了。可是福山最近又写了几本书,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反思,他认为现实并不是他想像的,因为对任何国家来讲,最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良序,就是良好的社会秩序

比如说法国,如果巴黎一直发生黄马甲打砸抢这样的暴乱,你敢去法国吗?肯定就不敢去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秩序。但要实现良好的秩序并不容易,需要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第一大支柱是一定要有政府,没有政府天下大乱。第二大支柱,一定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政府就会变成猛兽管不住了。但是有政府和民主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还不行,如果只是政府和民主两者结合起来很容易出现民粹主义。所以社会需要法治。这是我们对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理解。我们要建立民主、法制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改革操之过急。亨廷顿是福山的博士生导师。亨廷顿在 60 年代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在美国引起了很大争论,叫《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这本书出版之前,美国人都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学习美国的民主,然后经济就腾飞了,先民主再腾飞这是美国的逻辑。但亨廷顿却说:

对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公共秩序。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可以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能谈得上限制权威,如果社会动员超过政治机构发展,很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亨廷顿是很了不起的,发展中国家搞民主几乎没有成功案例,所有“高质量民主”国家都是发达国家,证明亨廷顿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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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改革需要“激励兼容”

我们知道,无论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改革的执行,恐怕都离不开官员。为什么王安石和张居正改革不成功呢?就是因为没有搞定官员。我们今天面临着同样的历史考验,今天的官员基本上是两个状态:不作为、高级黑

什么叫不作为呢?中央开会,省里面、市里面、县里面都开会,开完了就结束了,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最近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特别提出“要防止空喊改革口号,防止简单转发照搬中央文件”。什么叫高级黑呢?如果被中央逼急了,也可以作为,一刀切,简单化。中央说要降低污染,就把所有的企业都停工,污染确实是降低了;中央说我们要去杠杆,就把所有的民营企业的贷款都抽回来,杠杆确实降低了,把企业搞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是因为没有解决官员(包括国企高管)激励的问题,经济学上有一个词叫激励不兼容。如果有一个事情交给另外一个人替你去办,你得保证你和他两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才能交给他去办。如果那个人是你的敌人或者阳奉阴违,你能把你的事交给他去办吗?不可能的。所以要解决官员激励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当年王安石变法失败,最重要是满朝文武都反对王安石,当时的宋神宗就不明白,他问宰相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配合王安石?王安石是副宰相,当时的满朝文武包括苏东坡和司马光,都是砸他场子的。宰相文彦博说,“皇上是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而不是与老百姓共同治理天下”。言下之意:王安石的变法对老百姓好,但对官员不好,所以我们不配合。所以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的历史悲剧是注定的。

▲孤独的王安石

但到了 21 世纪我们应该有更好的认知。改革要落地第一条就应该改变官员的 KPI ,也就是考核激励机制,也就是业绩指标。官员过去的业绩指标是什么?是 GDP 。不解决这个问题,改革的最后一公里恐怕困难重重。

现在中央已经关注到官员的不作为和高级黑,最高领导人和刘鹤副总理都已经批评过,这是我们改革面临的巨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我们在观念上和方法上都必须有突破。

怎么突破呢?我觉得我们要借鉴历史的智慧。里根被称为二战后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因为里根推动美国走向了创新之路,里根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里根在担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说了这么一句话:

政府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相反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里根亲自上电视推销他的减税计划

解决任何问题,如果都是通过加强政府的方法来解决,结果越解决问题就越多。

如果政府不瘦身简政就简不下去,李克强总理说我们养的人太多了。中财办的原副主任杨伟民说,我们要把五级政府改成三级政府。关键看有没有魄力,要把简政这样一个艰难的事情推动下去。

但是,这些需要观念上的突破。比如说,黄仁宇最有名的书就是《万历十五年》,一直是中国畅销书第一名的历史书,因为这本书讲得非常深刻,他讲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儒家思想认为官员道德都是很高尚的,都是不爱钱的,但事实上官员也是人,并非不需要钱的。无论是十八大以后大家看到抓的贪官,还是在明朝、清朝抓的贪官已经证明这了一点,我觉得这是人性使然。这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要尊重官员的人性,必须尊重官员合理的利益诉求,改革才能得到配合。这是《万历十五年》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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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我想中国今天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形势,都很复杂,我们的改革开放过去 40 年很成功,我们下一个 40 年的道路恐怕比过去 40 年会更加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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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胜军微财经(ID:caijing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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