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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青春诗情永不消退

时间:2017-05-03 22:34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作者: 张健 程龙


春天的北京,温煦的阳光微带着寒意。我们在一个周末的早晨,造访了住在京郊的谢冕先生。他的家隐在一树树盛开的白玉兰后面,鸟语花香,环境清雅。还未走到跟前,我们就望见了谢先生正立在纱门后,安静地等我们。

谢冕先生已经85岁了。85岁的谢冕先生仍然像个年轻人。他说话的时候尤其像,神采飞扬,中气十足,并且滔滔不绝,他的语音里有着年轻人一般的诗情。有的时候,他又会突然停下来,凝神思考,表情里透着威严。他的夫人悄悄地为我们端来茶水,谢先生是福建人,酷爱饮茶,也爱以好茶待客。

谢冕先生于1980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引发了关于新诗潮的热烈讨论,成为新诗批评的经典文献。可以说,谢先生是当代诗歌批评界当之无愧的泰斗。今年是新诗百年,我们特意来拜访先生,想听听他对于百年新诗的看法。谢先生托着腮帮,兀自沉思,像是在梳理思路,又像是在回顾百年新诗的历程,良久之后,他便开始了洋洋洒洒的讲述。

重新营造了诗歌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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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既是伟大的,又存在着很多问题,但这是不相冲突的。”自1960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开始,谢冕先生就一直在为中国新诗“呐喊”。他不仅看到了新诗的伟大与荣光,而且很清晰地洞察了新诗的问题之所在。

“新诗的成就是了不起的,新诗重新营造了诗歌的天地,这个天地不是唐人的天地,也不是宋人的天地,而是白话诗的天地。唐诗是伟大的,新诗也是伟大的。新诗的破天荒,在于敢打破古典的格式,用自由的形式来表现现代人的情感,这就很了不起。”

在谢冕先生看来,新诗继承了古诗的传统,又形成了有自己的传统。“就大的诗歌精神方面,我们完全继承了中国诗歌传统。新诗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血肉相连非常密切,古人都没有我们做得好。我们有自己的传统,但是传统也是分阶段的。整个大传统是伟大中国诗歌的传统,新诗在白话写作之后也有自己的传统。”

“首先,诗人和自己的时代、社会、生活从来没有像这一百年这样结合得这么紧密。中国诗人和中国社会、中国民众,哀乐与共,同艰苦、共患难,对生活和理想的讴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过。诗歌不仅行走在社会进步的行列当中,也行走在战斗的烽烟之中,也行走在眼泪和鲜血之中。”

“另外,打破了格律之后,因为打破了古典的格律,放弃了古典的表达,新诗有了空前的自由。新诗的灵魂是自由的,诗人的个性也得到空前充分的彰显。自由,自由的心灵,自由的表达,独特的个性。五四时期就讲个性解放,周作人说,‘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就是讲诗人独特的个性。这一点,自由的心灵和自由的表达也是新诗的传统。”

谢冕先生无疑是非常崇尚自由的,他曾说,他在北大度过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因为那段时光让他感受到自由以及自由的意义。

“第三,诗人始终探索着如何更好地通过自己的语言和意向来传达自己理想的诗歌状况和图景。这种探索是非常艰苦的,也受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阻碍。诗人能通过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冲破重重阻碍来表达自己。在困难的时候,地下诗歌如何萌芽,如何孕育。诗人在被放逐,受到非常悲惨的遭遇的情况下,依然坚忍不拔地在坚持写诗。被打成右派的那些诗人,知青那一代,那些被放逐的诗人,在煤油灯底下,在土炕上,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探索诗歌的未来,写出了杰出的诗作。像郭小川、蔡其矫,在五十年代的北京,能写出那样的诗歌,是很了不起的。诗人要有相当的定力和毅力才能坚持下去。”

老先生顿了一顿,忽然话锋一转,“但是,新诗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新诗一百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诗的文体特点荡然无存。我们现在的诗和口头说话没有多大差别,和小说散文也没有多大差别,诗的文体特点越来越模糊,这个问题比较大。而且古人讲意境、蕴藉、神思,这些在新诗里也越来越淡,很多新诗作品读完之后感觉是大白水一杯。”

老先生的话音里透着严厉,也透着不满:“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诗读起来要愉悦好听,要有音乐的性质。诗歌可以不押韵,也可以不对称,但是不可没有节奏感。诗如果没有节奏感,诗就不是诗了。这是诗歌要死守的一条红线。就好像不管你是主张诗歌是‘戴着镣铐跳舞’,还是脱了镣铐跳舞,诗歌终归是跳舞,而不是散步——散文才是散步。”

我们的艾青哪里去了

谢冕先生的记忆力非常惊人,不仅唐诗宋词在谈话中信手拈来,就是郭沫若、戴望舒、郭小川、艾青等新诗诗人的诗作,他也是脱口而出。说到激动之处,他还背诵起了艾青的《太阳》——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老先生一拍大腿叹道:“这才是诗!这才是诗!好的诗歌读起来,非常有节奏感!你一读这样的诗歌,你真的会身心愉快!”

“其实诗歌没有那么复杂,关键你得带着真感情去写,遵循自己内心的感动,捕捉那稍纵即逝的灵感,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那就会是一首不赖的诗。”

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谢冕亲历过苦难的岁月。17岁时,他毅然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军人。部队生活的锤炼,在他身上烙下了军人的特质。他始终是热情而乐观的,对社会与时代保持着密切关注。他坚定地认为,诗人应该关心世界、关心人民,关心社会的兴衰。

“现在很多诗人怎么一点不关心社会,和世界没关系,只和小小的欢乐悲哀有关系,世界怎么那么小了?我不解!”说起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谢冕心中又燃起了一股义愤之情。

“朱自清说,中国诗有两个大的传统,一个是‘诗言志’,志是志向,愿望,心灵;另外一个是‘诗缘情’,诗歌和情感的关系。中国古代诗人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绪到了很激动的时候需要手舞足蹈,化为歌唱。”老先生讲到这里也不禁手舞足蹈起来。

“我们的艾青去哪里了?艾青的眼泪不是为他自己而流的,而是为他挚爱的人民与土地而流的。”老先生的语气又高昂起来,“古人不也是一样啊?古诗人不只有‘春江花月夜’,还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有‘忽传剑外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愿天寒’……诗人的心应该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与人民之中。”老先生念出一连串的古代诗词,仿佛在聆听古人真切的呼唤。

老先生叹了口气,接着说到,“但是作为一个诗人,我们的缺失在于诗人不知道、甚至排斥与外在世界的联系。我们曾有过诗歌变成标语口号的教训,于是现在一讲“言志”就被认为是不对,就被排斥。其实,诗人应关心时代和社会,要是这些都不关心,整天沉浸在小小的快乐与悲哀之中,诗人的世界就会变得很小。”

在谢冕先生的心中,“自我抚摸”是无法写出大诗歌来的。诗人应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时代呼喊。诗人就是先驱,就是代言,就是聆听历史的足音并传递时代气息的人物。“怀有理想的诗人就是这样子的,为和平、为自由、为正义而代言”,老先生的右手在空中用力一摆,像一位摇旗呐喊的勇士。

郭沫若是百年新诗状元

在交谈中,我们请谢冕先生选出自己心中最为认可的三位新诗诗人。

思考良久,先生斩钉截铁地说:“郭沫若,徐志摩,艾青。并列。”

停了一会,又补充道:“真的要排名的话,我心中是郭沫若、艾青、徐志摩。”

“为什么是他们三位呢?百年新诗的大家委实不少。”

“一百年当中,五四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从古代中国走进了现代中国。那一时期,郭沫若是诗人的代表,他的声音最能代表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精神,他的诗歌有个性解放与民族复兴的最浓气息,即人们熟知的‘凤凰涅槃’。

“后来到了抗日战争的民族危亡之际,艾青作为诗人的形象凸显出来,他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大声歌唱,发出了苦难中国的不屈声音。艾青不光经受了日本侵略的苦难,还经受了自己命运上的苦难。这些都可以在艾青的诗歌中读到。

“徐志摩是纯粹诗歌精神的象征。他的创作比较丰富、实践比较多,诗歌中有很多光辉的人性表达,以及纯粹的爱情表达,他在诗歌散漫的自由体当中,和新月派的一群人,用自己的创作对诗歌予以相对规范,传达的是一种带有格律倾向的中国新诗精神。所以徐志摩的诗对诗学建设有一定价值,可以代表五四以来一批不满足于新诗过于口语化的特点,希望在诗歌美学上予以规范和建设的人。”

“一百年的时间,尽管社会这么曲折动荡,新诗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甚至是伟大的诗人。社会变化这么复杂,诗人生存下来了,而且不断地歌唱,这难道不伟大吗?”

“这些诗人都站在时代前列,为时代呼喊,他们履行了诗人的天职。诗人的神圣和崇高就现在诗人代言社会和世界。”与社会的联系、对时代的关切是谢冕先生对诗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诗人是时代的先驱!诗人是神祇!代天说话,诗人是先知先觉!诗人敏感地感觉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然后用诗句表达出来,这是诗人的了不起创造性之处。”

生活的诗情如长江大河

这次访谈,我们看到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依旧思维清晰、观点明确、富于激情与正义之感,依旧拥有着与诗情相伴的诗意人生。不管是新诗“盛极一时”,还是新诗“日渐边缘”,谢冕先生始终站在诗歌发生的现场,高举着诗歌批评的大旗,守望着新诗的发展与繁荣。

这样的人,本身也是一个“诗人”。谢冕先生的胸中始终燃烧着青春的热火,读他的文章,总能让人感受到蓬勃如火的青春诗情。在他无数的著作中,我们随便抽取一段话来感受一下:

“这一年对于中国现代史而言非常重要,它是改变历史的一年。当这一年的第一线阳光降临世界,白雪皑皑的淮海战场上,炮弹正在空旷的冰雪原野上空飞驰,连天的爆炸震惊了一个动荡的岁月。中国人在创造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年春天到来的时候,长江上万船齐发,这就把春天的绿意带到了江南。”

这是《为了一个梦想》的开篇之笔,这篇文章只是一套丛书中一个小小的序言,然而,在这随手捡拾的话中,是不是亦有大气磅礴、诗情勃发的感觉?

尽管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但谢冕先生待人却宽容温和。当代评论家、谢冕先生的好友及后辈陈福民在《门外说谢冕》一文中这样写道:“(谢冕)习惯于认真倾听,当认为不太确切的时候,他会再追问你一次。然后,他或是频频颔首,或是发出爽朗大笑,这时候他很像一个开心的孩子。”陈福民与谢冕相处时,从没见过谢冕对别人声色俱厉地发火,“他的教养、风度,使他在最难耐时,也至多是表情严峻而已”。

这样的描述,我们深有同感。老先生每次开口,都求有理有据。他对人总是持宽容的态度,这从他的谈吐中就能感受出来。“鲁迅先生要是活着,一定不喜欢我。”“他可能批判我庸俗,我学不到他的本事,我更主张宽恕,但如果关系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我也不含糊。”谢冕先生笑道。

从谢冕先生家中出来时,日头已升得很高,庭前的玉兰花在春风中微微摇曳,一树雪白正开得灿烂。想起谢冕先生祥和、真诚的音容笑貌,倒真是有点像这春风中的玉兰,使人亲切,使人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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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览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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