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辛德勒的名单》的人

辛德勒，一个德国人，纳粹党员，工业家。

“辛德勒的犹太人”，二战期间在辛德勒工厂中得到庇护，生存下来的犹太幸存者对自己的称呼。终其一生，他们以此为豪。这两个原本位于道德天平两端的词语奇迹般结合在一起，象征着人类历史最黑暗时刻中闪耀的良心与勇气、生存与救赎。

小说《辛德勒名单》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作为这部曾折桂1982年布克奖小说的作者，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借“澳大利亚文学周”之机来到北京，对笔者谈起他与辛德勒，与历史写作，与文学间的奇妙缘分和深邃思考。时光，在这位81岁老人的讲述中，逐渐变得清晰。

托马斯·基尼利（蔡华伟绘）

一、与辛德勒相遇

1980年，基尼利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比佛利山的一家箱包店遇到店主、“辛德勒的犹太人”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第一次从他口中得知辛德勒的故事，看到幸存者的资料。在普费弗伯格的鼓励与陪伴下，基尼利耗时几个月，采访了散居于以色列、波兰、美国、德国等7个国家的50位“辛德勒的犹太人”，获得了详实的一手材料。

回忆起这段往事，基尼利对我说，为了准确无误，他将这些录在磁带上的口述采访逐一整理成文字，并请了一位波兰语翻译，将纳粹军官阿蒙·格特的罪行翻译成英文，记录下来。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台球桌，上面铺满了搜集来的采访记录、幸存者证言、历史资料。虽然是小说，但阅读《辛德勒名单》，犹如阅读一本徐徐展开的历史图簿，作者以文字为钳，用冷静克制的叙事，将哪怕最琐碎的细节也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逐一复原。在阅读过程中，书中场景如此真实可感，令我感觉自己正走入历史纵深处，在叙述的引领下，亲眼见证这段惨绝人寰的犹太民族史。

《辛德勒名单》英文版

恰恰因为太真实，当《辛德勒名单》获得专为长篇小说而设的布克奖后，关于它究竟是纪实还是小说的争论曾不绝于耳。基尼利说，他采访过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被准确、完整地讲述出来，采用现在的写作方式，是出于对幸存者的尊重。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他还会比对几位幸存者的讲述，从中判断出最符合历史事实的记述。

同时，基尼利认为，纪实小说的体裁令他能够以冷静且行之有效的叙事方式进行写作，因为就辛德勒的故事而言，感情外溢、充满议论的写作并不适合，应该“让历史事件自己发声”。这是真实的力量，也是历史事实最胜于文学虚构之处。

不同于文学作品中的典型英雄形象，基尼利笔下的辛德勒具有几分反英雄特质，例如投机，对金钱充满渴望，不忠于婚姻，在私人道德方面可谓暧昧不清。但正是为了真实呈现这位“如此含混复杂又如此崇高伟大的人物”的“真身”，作者借用了人物传记的写作策略，以幸存者的回忆为支撑，用丰满的细节还原出辛德勒、这个“救人一命，如普度众生”（《塔木德经》）的犹太民族拯救者的真实形象。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图中者为辛德勒。

二、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完美无缺吗？

与原著小说相比，更为人所知的，大概是美国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这部时常近3个小时的电影与原著最为相似之处便在于：纪实性。斯皮尔伯格所选择的黑白影像的特质赋予影片以强烈的纪实感，但基尼利却开玩笑地说，当他听说斯皮尔伯格要拍一部黑白电影时的第一反应是：他疯了吗？！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基尼利告诉我，辛德勒身上的瑕疵，恰恰是最吸引他的地方，而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基于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之所以能得到自己的认可，正由于他也捕捉到了辛德勒内心深处的复杂与暧昧，将其呈现于荧幕之上。因此，影片虽然删减了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和情节，却依然保留了原著的完整性。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图为纳粹军官阿蒙·格特与辛德勒。有人评价，这两个人，如同一人之黑白两面。

无可否认，《辛德勒的名单》是一部票房与口碑“双赢”的电影，当年即横扫奥斯卡颁奖礼，获得七项大奖。2007年，美国电影学院评选出20世纪百部佳片，《辛德勒的名单》位列第八。然而也许由于视角与呈现介质不同，谈起这部影片的创作与改编，基尼利依然有自己的想法。

基尼利与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与扮演辛德勒的演员连姆·尼森。

他说：“在电影结尾处，人们很喜欢的一个场景，即是辛德勒痛苦地说：‘他可以把奔驰车送给阿蒙，他本可以、应该再拯救更多人。’但如果我是导演，不会这样处理这一情节，因为当时真实的历史情景是：辛德勒必须尽力将工厂保持在秘密状态，工厂中已经有太多犹太人了，这些人是他通过铁路运输来的，如果人数继续增长下去，这个途径就会被发现，继而关闭。这才是真实的故事。”

“虽然斯皮尔伯格的处理方式令电影看起来效果不错，但我认为，如果辛德勒仅仅意识到：可以通过购买囚犯的方式来拯救他们，但这对于真实的辛德勒而言，太过愚蠢，因为真实的情况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并非这样简单。电影导演通常都认为自己是电影的作者，但如果是我，我会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进行表现。”

虽然在这一幕的处理方式上存在分歧，基尼利依然认为斯皮尔伯格并非一个傲慢的导演，在影片拍摄时，他不但听取自己的意见，也注重聆听犹太幸存者的意见。例如电影最后一幕时，囚犯们在辛德勒的墓碑上放置石头，就是很好的呈现方式。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图为影片结尾，获救的犹太人在辛德勒的墓碑上放置石头。

每位看过影片《辛德勒的名单》的人，大概都无法忘记黑白影片中唯一的一抹红色：一个身着红衣的小姑娘。这抹红成为绝望中的一抹亮色，黑暗中的一丝希望，令人念念不忘。其实在原著中，这位红衣小姑娘名叫珍妮亚，基尼利对她的家庭和生活经历着墨甚多，并且详细地描写了年仅三岁的她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躲避党卫军的追捕，安全返回家中。

但在影片中，导演砍去了关于珍妮亚的一切细枝末节，将她呈现为一抹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红色。坦率地说，对于斯皮尔伯格的改编和拍摄，唯有这一段令我击节赞叹，大概这是他作为导演在影片中最为灵光乍现之处。

基尼利对于这样的改编也非常认可，他说：“是的，这个小女孩在电影中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在电影中的呈现非常精彩，黑色、白色与红色的色彩对比强烈。同时，这个小姑娘的处境隐喻了当时历史中所有儿童的境遇，他们有多么聪明，充满勇气，用自己的方式逃离囹圄，生存下来。”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三、如侦探般，探索！探索！再探索！

作为澳大利亚知名度最高的作家，自1964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惠顿某处》以来的40多年间，基尼利共出版了30多部长篇小说，十几部纪实作品和4部剧本。回顾其创作生涯，会发现他的作品以历史题材为主，如《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之歌》取材于澳大利亚著名的戈文纳兄弟的事迹，描写了土著遭受白人压迫的故事，《血红，玫瑰姐妹》则重新讲述了圣女贞德的生平故事。

写作历史小说，或写作以历史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为依托的小说时，作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间的关系？《辛德勒名单》等作品极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有时候历史比任何天马行空的想象都更具有戏剧性，更能由其冷峻的真实给人以心灵的震撼。

在基尼利看来，人物日记或出版物不会告诉你一切，任何人写日记，都会就无法明言的事情在文字中留下蛛丝马迹，而留给小说家的任务就是：探索，探索，再探索，如侦探般在字里行间发现这些线索。此外，由于时代所限，关于历史的记述总会留有空白，细节缺席之处，便是合理虚构登场之时。然而他也说，这种写作方式并不适用于辛德勒的故事，因为每位幸存者提及这段历史，每个细节历历在目，讲述倾泻而出。

也许是着迷于做一个探寻历史真实的“侦探”，年逾八旬的基尼利依然笔耕不辍，每日从清晨便开始一天的写作。虽然历史与文学是属于他的“王国”，但基尼利对当下中澳两国愈加频繁的经贸与人文往来也非常关注，同时他也坦言，对彼此来说，对方的文学生态依旧是相对陌生的领域。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基尼利说，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在澳出版的作品很少，在印象中，他只读过余华的小说。他也曾试图通过文学感知中国，但令人遗憾的是，要经由美国华裔作家汤婷婷创作的《女武士》《中国佬》等英文小说才能实现。

四、文学给予心灵以应许之地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澳大利亚文学虽然是英语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轮廓依然模糊不清。我问基尼利，在他眼中，澳大利亚文学最具魅力、最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的特质有哪些？ 

基尼利说，澳大利亚是城市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有许多以城市为题材的小说，这在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中也很常见。但与此同时，当今的澳大利亚文学中，由年轻土著作家撰写的土著文学数量正在增加，这些作品展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其中呈现的地貌风景要比欧洲或美国小说中的更为壮观。在这片古老大陆上的树木山川、丰饶的海岸线，都来自远古世界，这样的文学创作资源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

此外，种族问题也是澳大利亚文学的一大主题。在历史上，澳大利亚曾执行过针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政策，对于今天这些在“白人化”的澳大利亚成长起来的作家，也包括他自己，如何面对、如何书写种族问题，同样值得思考。

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中国文学、澳大利亚文学，都各有其重要位置，各有其鲜明特征。某种程度上，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跨越国界、超越种族的世界语言。《辛德勒名单》记录的历史故事，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反思，同样也给东方读者带来启迪，因为人性的光亮与崇高是共同的追求。

这也是为什么，经由文学，辛德勒这个人，及其背后承载的那段历史，以及历史所反映出的人性之复杂与崇高如此动人，如此经久不衰，历久弥新。通过文学创作与阅读，认识一个国家，感知一个国家的文明与历史，大概是最直抵人心的途径。这是中国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本已相通的桥梁，也是文学给予每个心灵的应许之地。(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传CHUAN工作室 王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