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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比特《课程》:百年后的重逢

时间:2017-03-20 15:32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
 原标题:博比特《课程》:百年后的重逢

约翰·富兰克林·博比特

博比特的导师斯坦利·霍尔

 

新版《课程》封面

民国时期译本扉页

民国时期译本扉页

  背景:
 
  191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管理学教授约翰·富兰克林·博比特(John Franklin Bobbitt)出版了一本新书《课程》(The Curriculum),由此诞生了“课程论”这一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作为课程论的开山之作,本书的出版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课程改革运动。但是,这本经典著作在中国却芳踪难觅,仅有少量民国时期的节译本存世。青年学者刘幸有感于访书之难,于是历数年之功,潜心钻研,重新翻译了《课程》,收入教育科学出版社“世界教育思想文库”,终于让它在百年诞辰之际与中国读者重逢。
 
  对话人:
 
  刘 幸 青年学者
 
  新版《课程》译者
 
  翁绮睿 新版《课程》责编
 
  翁绮睿:你最早接触到博比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境下?对他最初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后来为什么会萌生翻译《课程》的想法?
 
  刘幸:我第一次接触到博比特是2012年,当时我进入北师大教育学部,攻读“课程与教学论”方向的硕士。郭华教授为我们开了一门必修课“课程理论”,在介绍了中外的一些传统课程之后,当她正式介绍到现代课程理论时,便开宗明义地说:“博比特以及他在1918年出版的《课程》一书,为整个现代课程理论奠定了基础。”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郭老师的课是在第二教学楼上的,那栋楼出门走几步就是书店。下课后,我想把博比特的原书找来读读,就溜达到了书店,结果却找不到任何一种汉译本,事实上,当时市面上也确实没有博比特的译本。之后回北师大图书馆检索才看到,民国时期有两本博比特的书被译为汉语,分别是《课程》和《课程编制》,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当时北师大图书馆只有一个书目,民国版的原书已经佚失了。
 
  之后,我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师大丁道勇老师处分别见到了这两个译本。应当说,两个民国版本都出自当时很优秀的学者之手,大体是可信的。可惜的是因为时代原因,这两个译本基本用文言文译成,这对今天的不少读者而言几乎就是理解的鸿沟了。另一方面,当时的出版规则未必像今天这么严格,原书很多部分都被译者有意无意地缩略了。与此同时,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觉得博比特的书虽然出版在一百年前,但丝毫不显古旧,尤其他对当时美国颇为流行的背诵式教育方式的批评,仿佛是说给今日的中国教育听的。因此,我当时就有心想要为这本书重新打造一个译本。
 
  翁绮睿:通读全书之后,我有一个印象:博比特研究与写作的目的,不仅是打算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而且是着眼于改良当时的美国社会。他对课程目标的探究来自对社会缺陷的观察,他所设想的课程计划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学校之外开展的;他强调实践,强调大团体意识,认为教育训练的目的是培养未来的好公民。这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教育观点吗?
 
  刘幸:如果给“进步主义教育”一个稍稍宽泛的定义,那么无疑博比特就是这个阵营中的一位。他的课程理念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提高学术课程水平这样的阶段,而是力图将学校课程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让学生不仅仅是学习学科知识,更要成为一个能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的成熟市民。事实上,美国教育史大家克雷明(Lawrence Arthur Cremin)在《学校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一书中就持这样的观点。这本书有一个很棒的汉译本,是由单中惠、马晓斌两位前辈联手译成的,读者不妨参考一下。
 
  翁绮睿:在学术观点和教育实践这两个方面,博比特与杜威有怎样的关系?
 
  刘幸:这个问题如果让杜威本人来回答,大概会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我曾经拜托一位去美国访学的朋友帮我调阅杜威档案中和博比特相关的部分(他们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而且都是那个时候教育领域的风云人物),从目前所见的线索来看,杜威觉得博比特太机械,和自己大异其趣。更重要的似乎是,杜威对当时美国势头正盛的“职业教育”始终持保留意见,他不愿意教育沦为一种简单的手艺训练,或者纯粹为资本市场服务,旨在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勤劳肯干的工人,他对教育有更高的智性追求。而博比特长期被认为是鼓吹职业教育的,因此他们的阵营有所分化。不过,我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点,杜威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很复杂的,他甚至否认自己是所谓“进步主义教育”的代表者,这值得我们多留一个心眼。
 
  如果回望过去一百年的美国教育发展,从个人的立场上说,我还是认为,他们共享很多基本的教育理念。从大处着眼,他们都激烈反对当时较为传统和保守的课程体系,也认为那种灌输性的知识传授无法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课程从传统的、重视拉丁文和欧洲文明传统的课程体系,演变为今天能融合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也注重市民素养和职业技能培训的现代课程体系,杜威和博比特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和杜威一样,博比特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批评一种“储藏柜”式的教学理念,仿佛知识就是装在盒子里的东西,直接拿出来递给学生就行。博比特多次强调,一定要为学生设定一种真实的生活场景,让学生在处理种种现实问题中,掌握相应的技能和知识,同时培养出他的鉴别力和品性。知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像一个打包好的快递一样能直接送给学生的。在这些地方,杜威和博比特明显是有共同话语的。
 
  翁绮睿:博比特提出,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来编制课程。他在这本书中所谈的科学方法,是从现有的缺陷当中去发现课程目标。例如,他主张调查分析学生所犯的语法错误的类型和犯错频率,列出一张表单,再根据这张表单来制定语言课程的目标;再如,他主张从工作世界的缺陷当中去找到教育训练的需求。你如何看待他所提出的这套方法?为何它在当时是先进的?后来的课程论又是如何对它作出修正的?
 
  刘幸:这种理念被克利巴德总结为“缺陷即需求”,它是博比特、查特尔斯(Werrett Wallace Charters)等一批当时的学者普遍推崇的课程编制方法。这种方法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课程编制第一次有了一种科学的理论基础。课程本身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至少对西方人而言,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已经浮现出一种课程理念了。但以往的课程往往以一些崇高的教育理念为核心,却不曾转化为具体的教育目标,久而久之就演变为一种空洞的说教了,这一点在一些人文主义者那里体现得很明显。我想,中国有很多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也对某些空洞的教育口号有切身的体会。博比特想要通过对现实社会的科学调研,以表单这种形式,将具体的教育目标精确地呈现出来,其实就是要力图超越当时的状况,使教育理念可以转化为具体而微的教育实践。这对当时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是非常大的帮助。
 
  当然,博比特的理念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它无法提供一个规范性的论证,即它无法证明为什么这个缺陷,或者这个需求就一定要满足。在这方面对博比特提出了最尖锐批评的是美国教育哲学家博德(Boyd Henry Bode)。事实上,如果大家细读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第一章第一节“教育目标的来源之一:对学习者本身的研究”,实则就是针对博比特这个缺陷进行的补充设计。
 
  泰勒讲了个笑话,如果某中学60%的男生在课外除了漫画书什么都不读,除非是极其缺乏想象力的老师,否则一定不会得出结论:那么学校应该教会这些男生更有效地阅读漫画,或者从漫画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相反,这应该只意味着这些男生的阅读兴趣范围过于狭窄。我有一个个人的阅读体悟(不一定正确),泰勒的这本课程论经典之作,第一章其实在理论上只占1/4,因为我们知道,泰勒原理共分四步,每一章处理一步;但是在篇幅上,第一章其实占了约一半。泰勒总共用了五个来源去丰富对教学目标的选择,其实就是为了弥补博比特留下的理论缺陷。再往后,像阿普尔(Michael W. Apple)这样一批批判性很强的学者,强调课程中的“意识形态”,其实还是围绕着这个老问题,也就是说,这些看似客观得出的教学目标,背后有复杂的意识形态考量。阿普尔在《意识形态与课程》(Ideology and Curriculum)中也援引了博比特,他认为博比特的课程目标实则配合了当时美国熔铸新移民的国家政策,也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大团体意识”。阿普尔的这个看法是否一定要坐实,还可以再议,但是他揭示出来的这个道理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即是说,课程目标的选择很难是绝对客观的,背后有很多因素的制衡。
 
  我个人感觉,即便在西方学界,这个规范性的问题也还始终没能得到特别妥当的解决,它牵涉到课程论、教育哲学、教育伦理学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或许值得我们更多地深入思考。
 
  翁绮睿:博比特非常重视游戏在教育中的作用,他开篇即提出儿童学习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游戏阶段。在本书接近收尾处,他又用专章讨论了游戏对于学习、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为什么他会如此重视游戏?
 
  刘幸:从更远的教育学传统来看,自卢梭、裴斯泰洛齐这一脉下来,对儿童以及儿童游戏的重视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其影响不可谓不大。从更细微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和博比特的个人经历很有些关系。他在克拉克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跟随的导师是心理学方向的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教授,这位美国心理学会的首任主席事实上正是美国“儿童研究”运动的先导者。霍尔比较早地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儿童的所思所想,之后也反复强调:忽视了儿童的天性、需求和发展,教育就不会有任何价值。游戏,自然是儿童天性的一种集中表现,也为儿童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博比特对儿童游戏的重视,应当是承袭着他老师的这套理论脉络而来。
 
  翁绮睿:对于当代的中国读者来说,阅读博比特的《课程》会有哪些收获?
 
  刘幸: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收获一种信心。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改善起来的,教育里没有神话。今天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和承受的批判,事实上和一百年前的美国教育何其相似。刻板、陈旧、死记硬背、学术倾向压倒一切、脱离生活,这些我们今天常常用来批评中国教育的词汇,事实上也是一百年前的美国学者常常用来批评美国教育的。博比特一生所追求的,其实就是在这种批评之上,塑造一套新的美国课程体系。而且,经过他和几代课程学者的努力,这个目标到今天也确实基本实现了。我想,重温这段教育史,对今天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而言,是一种激励。
 
  其次,随着这些年教育改革的深入,中国教育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切实的改变。比如,我们的教学方法开始日益变得灵活;学校教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越发紧密,学生开始更多地走入社会,而不是困守在学校里;学校的培养目标也从单一的知识转向更多元的内容。这些具体的教育变革,其实都在《课程》一书中出现了。对中国的读者而言,看一百年前的美国教育家如何实现这些一点一滴的变革,其实就是对我们最直接、最有力的一种借鉴。《课程》是一部论述范围非常广泛的著作,我相信,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汲取到自己所需的营养。
 
  最后,我在这里想表达一个或许显得不合时宜的呼吁,那就是以我们教育学为代表的人文社会学科,应当多读原典、多译原典。大学里任何一门学科的教科书都只是为了方便教学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罢了,任何一位杰出学者写下的作品和思考出的理论也都不可能用教科书里的一二三条就完全涵盖得清楚。有时候,更重要的是学者在论证这种理论时的一步步过程,而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对原典的阅读才可能捕捉到。
 
  《中国教育报》2017年03月20日第9版  版名: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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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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